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无底线印钞正在引发一场全球大通胀。数据显示，2022年1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2022年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为7.5%，创四十年来新高，已连续9个月超过5%，欧元区CPI同比涨幅高达5.1%。
全球化曲折发展和世界风险点增多的形势下，全球大通胀会持续多久？俄乌冲突是否会加剧全球通胀？中国又该如何建立起一道防火墙？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称，现阶段西方经济思潮的大转变可能是导致未来长期结构性通胀的深层次原因，地缘政治的供给冲击会推高通胀，而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下取得的成就，加上外汇储备丰富的条件，以及灵活的管理政策将起到抵消外部风险的作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的数据和表现来看，全球大通胀已经来了吗？
邢自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局限在短期阶段，也不能“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与现在遇上的“数十年来未有之变局”有关。全球通胀长期的结构性卷土重来是注定的，它可能不是昙花一现。
现在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初期各国放水印钱，财政刺激有点过度，当时旨在保住经济，现在当然要面临这种后遗症。但更关键更深层的问题是，西方出现了经济思潮大转变。
过去三四十年，比如美国的里根政府、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小政府、低税率、去监管、全球化这四个特点非常明显。但现在基本上进行了很大的纠偏和逆转，进入了一个增加政府功能、提高福利、去全球化、改善收入分配、加强对科技企业平台经济监管的时代。这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苗头。
彼时为什么通胀低？收入分配对资本比较有利、整个新的互联网平台崛起，提升了生产率，但加剧贫富分化，劳动者工资在整个蛋糕分配里面的比例，在西方世界总体都是降低的，这当然抑制了通胀，但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年有一个明确的总爆发。所以这样的经济思潮转变可能带来的是长期结构性通胀。
中新社记者：最近的俄乌冲突是否会让全球通胀越陷越深？
邢自强：地缘政治的供给冲击带来油价上涨，推高通货膨胀。但中国所受影响有限，因为当前中国通胀起点较低，中国的经常项目余额总体处于央行的舒适区，实际利差位于多年高点。这为消化油价上涨影响提供了较好缓冲。
美国汽车协会3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汽油价格当天升至每加仑4.173美元，打破了2008年7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图为纽约当地时间3月8日的加油站。中新社记者廖攀摄
中新社记者：现在来看，欧美国家的债务压力有多大？
邢自强：目前我们不大担忧发达国家债务的可持续性。因为这一轮债务主要还是发达国家政府在疫情期间加杠杆，那就是主权债务，而政府债务是否持续要看它的经济增速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如果经济增速高于利率，通常需要高0.5%，就能保证每年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收入还得上利息。因为主权债务很少需要还本，各国都是这样，尤其发达国家，那实际上就是看利息支出的可持续性。
美国加息之后，实际利率近于0，实际GDP增速预计至少保持在2%左右，两者提供的缓冲空间比0.5%还要高，支付利息不成问题。所以，经过这两三年海外加杠杆的主权债务上升提供的刺激，形成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中新社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影响？
邢自强：面临美联储的政策转向，各国肯定担心“放水时全球新兴市场受益，收水后新兴市场纷纷倒下”的危机。
总体来说，这时要看新兴市场自己的“内功”。这就涉及宏观稳定性——比如经常账户、资本账户是否稳健，不过分依赖外债；再如国内通胀情况，是不是被迫要迅速加息。
现在看起来情况比2013年好。当时美联储政策转向确实对新兴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次为什么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要小？主要就是以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较好的宏观稳定性。比如近年中国的资本账户经过改革，表现很稳健，人民币国际化也吸引了海外投资者配置中国债券。
而受益于大量出口，中国是全球疫情期间唯一的产业链“避风港”，给世界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相关指标也比2013年有进步，亚洲地区相对安全。
拉丁美洲和中东欧个别发展中经济体，没有被迫跟着美联储加息。去年下半年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加息，国内经济也在恢复。所以整体看这次虽然会有一些影响，需要积极防范风险，但情况可能比2013年那一轮转向要好。
中新社记者：中西方经济模式和体制的不同是否会导致“通胀”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或者产生不同影响？
邢自强：过去二三十年，全球整体利率随着通胀走低。现在通胀卷土重来，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后，最终利率中枢水平很可能比过去20年均值要高。全球金融市场已经习惯了低利率，现在利率中枢水平要回到与变高的通胀中枢相适应的阶段。
全球利率太低，大家就会去寻求一些现在不挣钱、但长期挣钱的风险投资机会，比如不少人蜂拥进入美国股市。但现在面临着利率中枢回升带来的挑战，美国股市未来波动性加大，股票风险溢价会回升。
中国则是另外一个局面。中长期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有一定回落，转向新发展时代，从过去单纯关注增长速度，到现在平衡速度和质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补齐短板，不管是教育、医疗，还是互联网、房地产，都会告别过去的无序扩张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实际货币政策可以更趋宽松，不会像海外那样面临利率中枢上升带来的投资框架变化，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场景。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防火墙”应该怎么建？
邢自强：现在中国主权货币越来越强，在全世界范围内储备货币地位持续提升，受美元利率走势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越来越弱。
过去几年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多进展，A股开放、债券市场开放、加入各种国际指数、沪港通等，下一步应该打造一个功能更加丰富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让这些金融产品更容易在全球投资者间配置，并且提供相应的风险管理产品，这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对抗海外风险冲击能力的重要举措。
同时，疫情期间中国出口强劲，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上升，积累了较大贸易顺差，很多企业、银行这几年美元存款是大幅上升的，这相当于第二条“护城河”。
此外，中国在资本账户项下和经常账户项下，也有一些灵活性管理政策，能起到抵消海外风险共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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